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把准方向、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在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时代强音。
二是具有科学的理论逻辑。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次重大经济社会变迁，都会产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理论。我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打破了西方乡村现代化的一般范式，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和潜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回答了像中国这样乡村人口规模巨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的国家，应该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蕴含的对乡村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科学方法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的新境界。
作为中华保险集团的寿险支柱，中华联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人寿”)自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九个春秋。尽管岁月不饶人，但中华人寿在业绩上似乎仍处于青涩期，尚未跨入盈利的门槛，且近年来的财务亏损呈现出令人担忧的扩大态势；此外，随着保费连续两年的下降，曾经以高速增长引以为傲的中华人寿，如今却不得不面对增长光环的褪去。
2024年第二季度的偿付能力报告进一步揭示了中华人寿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报告显示，公司上半年保险业务收入41.73亿元，同比增长-7.4%；实现净利润-3.93亿元，同比扩大158.7%。这些冰冷的数字，无不透露出公司经营的紧迫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母公司东方资管的行动显得意味深长。接连派遣具有深厚财务背景的董事长及高管人员，似乎是在对中华人寿进行一次全面的财务体检，试图找出病灶、开出治病良方。这一系列动作，无疑传递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中华人寿的财务健康状况可能已经亮起了红灯，迫切需要专业的财务智慧来扭转乾坤。
保费狂飙背后的财务冰山
自2016年起，中华人寿在保险市场上的表现可谓一骑绝尘，保费规模从1.25亿元飙升至65.14亿元，这一跃进式增长彰显了其市场扩张的雄心与实力。然而，好景不常在，2023年保险业务收入突然遭遇寒流，减少了11.89%，显露出市场形势的微妙变化。更令人关注的是，中华人寿陷入了亏损的深渊，从最初的1.42亿元亏损逐步滑落至6.23亿元的巨额亏损，亏损额的连年攀升深刻揭示了高速扩张背后隐藏的低质量发展问题。
2023年，资本市场的波动、无风险利率的持续下行，以及行业竞争的加剧，构成了中华人寿面临的三重困境，其保险业务和投资收益双双受挫，退保金的激增和寿险责任准备金的高额提取，如同两把利剑，直指公司的财务要害，使得净亏损规模进一步扩大至-6.23亿元。
步入2024年，中华人寿未能摆脱去年的阴霾，保费规模继续萎缩，亏损状况愈发严重。营业收入方面，保费收入的显著下降导致了已赚保费的同比减少；在营业支出方面，寿险责任准备金的提取因750日移动平均国债收益率的下降而显著增加。在这双重打击下，中华人寿的亏损额从去年同期的1.52亿元激增至3.93亿元。
从产品、渠道策略来看，公司近年来以增额终身寿险等长期期交业务为主，继续采取以银保、中介为主的多渠道发展策略，但个险和团险等渠道发展尚不成熟。随着增额终身寿险产品销售规模的扩张和保费占比的提高，负债端成本的压力也随之而来，形成了公司发展的双重束缚。
这一压力源自于多个方面：首先，增额终身寿险的逐年递增保额特性要求公司为未来的赔付承担更高的保证成本；其次，随着保额的增加，必须计提更多的责任准备金，这直接影响资金的流动性和成本；再者，为了实现与产品增长相匹配的投资回报，公司面临更高的投资压力，尤其是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下，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成本压力。
长期以来，公司以低价值产品为主导的快速扩张策略，如早期推出的恒添财、福满盈年金产品，以及近年来的福多多增额寿险，虽一度助力公司迅速占领市场，却也在悄无声息中削弱了其偿付能力。这使得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从高峰时期的841.82%急剧下降至2023年末的71.18%，而充足偿付能力充足率也仅以126.84%的勉强姿态，悬挂在监管警戒线的边缘。
伴随着这一跌势，公司的风险综合评级亦遭遇连续降级，2023年从BB类跌至B类，昭示着公司在偿付能力和内源性资本占比上的严重不足。尽管注册资本从26亿元小幅增至29亿元，但这一增资幅度的杯水车薪，远不足以弥补其内在的资本缺口，更难以掩盖母公司对中华人寿支持力度的不足。
截止2023年，中华人寿的业务布局仅覆盖北京、新疆、四川、天津及河北等地，偿付能力的限制成为新业务发展的绊脚石，保费收入的增长几乎完全依赖于续期保费的存量拉动。2023年新单规模保费的断崖式下跌，同比下降60.68%；而期交续期保费占比显著上升25.42个百分点至79.50%，期交保费占比同比上升5.33个百分点，保持在较高水平。暴露了公司在新业务获取上的无力，以及对现有客户基础的过度依赖，反映出公司在业务结构上的失衡。
投资能力看似中规中矩，实则暗藏隐患
根据2024年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2024年上半年公司财务投资收益率为1.90%，综合投资收益率为2.57%，均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而近三年平均投资收益率3.83%，近三年平均综合投资收益率4.18%，这种表现，表面上中规中矩、看似稳健，但是在细节中隐藏着诸多问题。
首先，中华人寿在权益市场上的策略失误显而易见。在2023年的市场波动中，中华人寿试图逆流而上，增加权益类资产配置，却未能预见到市场持续的下行压力。结果，权益类资产估值的下跌，导致投资收益同比大幅下降25.70%，至4.43亿元，投资收益率和综合投资收益率同比分别降至2.37%和3.05%。这一投资决策的失误凸显了公司对市场趋势判断的不足。
其次，公司投资资产的违约问题，如同隐匿在水面下的冰山，暗示了投资质量的潜在风险。2023年以来，公司新增2笔关注类信托计划，投资金额合计1.83亿元，均为商业地产项目。截至2023年末，公司持有的1笔公司债、1笔不动产投资计划及6笔信托计划已出现违约或逾期，账面余额合计9.40亿元；公司针对上述逾期或违约的风险项目已计提减值准备1.09亿元，减值计提比例仅约为10%，减值计提比例较低。
最后，母公司的援助行为，虽然为中华人寿提供了临时的安全垫，但这种依赖性援助，却也揭示了公司在独立投资风险管理上的脆弱。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中华人寿向其母公司中国东方转让了四项不良资产组合，涉及英大信托-永利19号、中信信托•武汉中央商务区贷款、西部信托·鲲鹏3号以及海航质押式回购债权的信托受益权。这些资产的本金总额为11.8亿元，加上利息4380.81万元和违约金等其他费用3.9亿元，总计约16.13亿元，还包括了553.46万元的产品层面费用，这笔庞大的资产腾挪，无疑为中华人寿解了燃眉之急。
若非母公司中国东方的及时兜底和资产减值损失的不充分计提，中华人寿近三年的投资收益率或远非表面上的光鲜。
东方资管的财务专家能否扭转颓势？
作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东方资产，以51.0124%的持股比例稳坐中华保险第一大股东之位。但今年上半年，东方资产的归母净利润从上年同期的7.4亿元大幅缩水至4.7亿元。今年初，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对东方资产的发行人违约评级连降两级，从'A'降至'A-'，随后又进一步下调至'BBB+'，评级展望最终稳定，但这一过程中的波动无疑加剧了市场的担忧。
此外，东方资产信用状况的恶化也直接影响了中华保险旗下子公司的评级。惠誉认为，中华财险的评级不再因东方资产的背景而获得提升，甚至在今年3月将中华财险的财务实力评级列入了负面观察名单；8月，中华财险的财务实力评级遭遇下调，由'A-'降至'BBB+'。
毫无疑问，惠誉的这一理由，同样适用于中华人寿，预示着中华人寿在股东信用背书减弱的背景下，需要更加依靠自身的经营策略和市场表现来稳固其行业地位和信用评级。
中华人寿近期的人事变动，尤其是董事长孙玉淳的突然辞职，更是为公司的未来增添了不确定性。尽管官方说法是因年龄原因，但其离60岁还有3年，结合孙玉淳的离任时机与公司连年亏损的背景，不禁让人质疑这是否是对过往经营不善的一种无奈的"下课"。
邵晓怡，作为副总经理，即将接过孙玉淳留下的重担，她的任职资格尚在监管机构的审批之中。她不仅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和高级会计师职称，还携带着在中国建设银行、信永中和、普华永道等顶尖机构积累的宝贵经验，目前担任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同时兼任中华人寿董事，目前已被提名为中华人寿董事长。
同样，唐菱，一位拥有硕士学历和学位的资深财务管理专家，拟聘任为中华人寿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唐女士曾在北京市北清集团任职，并自2006年加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历任资金财会部多个高级职位，再到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部总经理。
这两位高管的财务专业背景和丰富经验，不仅代表了母公司东方资管对中华人寿财务透明度和健康度的深切期望，也显示出一种策略意图——通过财务专家的精准介入，深入洞察并改善中华人寿的财务状况。毕竟，在企业运营中，财务健康如同血脉，一旦出现问题，往往需要最专业的医生来对症下药。邵晓怡和唐菱的任命临沂股票配资，无疑传达了一种信号：中华人寿正寻求通过强化财务管理，来稳固其市场地位，提升整体业绩，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财务挑战。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联华证券策略_免息配资炒股_提供无手续费杠杆服务观点
相关文章
